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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摘》文章:财富长久传承的故事

被誉为“经营之神”的王永庆,不仅自己创造了一个传奇般的商业帝国,更成功的是培养了优秀的经商子女。王永庆不是简单地把财产分给孩子们,让他们享受不尽,而是让孩子们成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创造财富。

王永庆有9 个子女,3 人离开台塑集团创业,都取得不凡业绩。其余子女多在台塑或其创办的长庚医院发展。王永庆的管教以严出名,对儿女产生很大影响。

女儿王雪红更是成为台湾女首富,旗下威盛电子和宏达国际全球著名,她被《》誉为“全球科技界最有权势的女人”。据女儿回忆,孩子们被父亲扔到国外独自求学谋生,读书的费用由父亲给予支持,但读书以后花销只能靠自己赚,所以孩子们少有向父亲要钱的习惯。

印象中的温州人总是显得锐利而急进,敢为天下先,绝不墨守成规,天生的商业才华、家族式的商业模式、狂飙突进的投资举动令温州人名声在外。而坐在咖啡馆里将家族企业发展和接班历程娓娓道来的黄海峰却显得平和、内敛,非常客气。平日里喜欢泡一壶茶,安静地看书,

1984 年,父亲用两万元起家,创办了温州黎明开关厂,这是浙江利尔电气有限公司的前身。发展至今,已有两家全资公司(浙江利尔电气有限公司和昆山利尔电气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合资公司。温州的利尔电气由黄海峰的哥哥打理,而黄海峰则管理着地处江苏昆山的利尔电气实业有限公司。

1992 年,刚从学校毕业的黄海峰进了一家模具厂当学徒。掌握技术、磨练意志是其中的收获。

1995 年他进入利尔电气,担任业务助理一职。最初的时候,对于是否要接班,他也充满逆反心和困惑。20 岁出头的年轻人,喜欢闯,喜欢拼,在父亲的威严下亦非常渴望能通过某种方式证明自己。于是第二年,他主动申请到上海分公司开拓市场,主管销售。“孤立无援,压力很大。”

黄海峰回忆起某次凌晨时分货物到港,工作完坐夜间巴士回家,空荡荡的马路,就他们一辆车四五个人。在上海做销售一做就是十年,其中的艰辛现在想来却也有些欣慰的感觉了。2003 年,鉴于企业产能有限限制了发展,黄海峰受浙江利尔电气董事会委派,开始在江浙沪四处考察,最终将利尔电气的子公司开到了江苏昆山,并担任总经理。

接班的过程看似顺理成章,但其中的压力或许也唯有当事人自知。父亲是个克勤克俭的创业家,喜欢忆苦思甜,到现在也只抽八块多的“红塔山”,教育子女强调的是不要过于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也因为父亲作风强硬,黄海峰和哥哥时常要妥协让步。某次父亲进到办公室一看,感到办公桌摆放的位置不妥,于是叫所有人停下手头工作重新摆放办公桌。原本提倡人性化管理的黄氏兄弟总是将开会时间控制在2 个小时之内,留出时间让同事们吃饭。父亲一开会,可以从下午5 点一直到晚上9 点,中间无休,同事们都得陪着。在企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董事长,也就是黄海峰的父亲非常的敬重,但是父亲的管理风格却与两兄弟截然不同。“遇到分歧,如何更好地妥协,妥善处理。一般我们还是非常尊重父亲的决定的。也可能我哥哥在温州,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会比我大吧。毕竟两代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

对黄海峰来说,30 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之前还对接班抱有小小的不甘心,此后开始将接班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如何在父亲辛苦搭建的平台上将企业发展得更好,他与哥哥已经开始考虑家族企业集团化发展的转型之路。

香港李锦记集团,自1888 年由李锦棠在广东珠海南水镇创建了李锦记蚝油庄开始,历时120 年繁盛不衰,传承四代且求新求变,其成功经验已成为华人家族企业的珍稀样本。颇具开拓精神的第三代掌门李文达,煞费苦心地设立了家族委员会,下设立董事会,二者人员重叠,职责各异。家族委员会为家族成员提供了表达意愿、协调利益的平台;公司董事会主要商讨企业发展战略决策。二者的平行设置在于明确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的主次关系,将家族成员之间的分歧消弭在内部,不至影响到正常的运营,成功地实现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化企业的转变。据公开资料显示,李锦记第四代家族成员共4 男1 女,现都服务于家族企业。根据李锦记集团家族“宪法”的规定,他们的下一代即第五代要进入企业必须先到其他公司锻炼,经过与家族外成员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后,才有机会进入集团。“我们未来的规划是派家族的精英分子进入董事局去影响、保持家族控股,管理方面要请市场上最棒的精英。” 南方李锦记董事长兼CEO李惠森说。

美国洛克菲勒家族财富现已传至第六代,控制瑞典经济命脉的瓦伦堡家族已富过五代,连同肯尼迪家族、沃尔玛家族,他们财富长久传承有以下一些规律:

【注重家族文化培养】经济实力足够大,无须担心后代生存问题的家族,除了进行子女的个人培养外,还很追求家族精神的统一传递。

【重视股份的力量】对依然重视经济实力传承的家族,通过实施股份制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家族企业得以雇用最优秀的外部人,实现子女个人的解放,也释放了子女不优秀对家族带来的风险。

【指定单一或主要继承人】对于多子女的西方家庭,多由单一子女继承家业(往往是长子),好处是不会同室操戈,避免财富规模拆散而使家族实力变小,缺点是缺乏竞争或者子女夭折而带来风险。

【聘请专业人士理财】私人银行在西方人理财中已经盛行了百年以上,有产阶级往往都有自己专属固定的理财顾问,资产量大的家族甚至有自己专属的家族事务公司(Family Office,资产量通常需要1 亿美元以上)打理财产。由于理财顾问很多是“子承父业”,欧美很多家族与自己的理财顾问常常有几代人的深厚协作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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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文章:工体最后一块外场的故事

中国没有国家体育场,但几十年来,工体以它的历史、成绩和阅历一直承担着这个角色和职责。如今,这个角色将属于即将竣工的鸟巢

工体的周边正成为北京城最炙手可热的地皮。在中国的很多城市,新体育场已经开始新建在城郊,老体育场逐渐被拆除。近50岁的工体将会怎么样呢?目前它只剩下了一块外场,其他的,已经被卖掉,盖了饭店。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居民陈家迁到了工体南边的平房,家中六个孩子中,有三个出生在此。那时这里已属于北京二环路外,属近郊区。

1955年,老二陈丽华就在工人体育场南门的操场小学上学,在她的印象里,工体所在地原来是一片很深的芦苇塘。那时小孩子跑去芦苇塘玩,父母都追着打,因为经常地发生淹死人的事,她还亲眼看见过。但是芦花飞的时候很漂亮,漫天白絮。

1959年,为了给国庆10周年献礼,并举办第一届全运会,工人体育场建设完成。当时的中国被排除在奥运大家庭之外,而9月13日开幕的全国运动会上,8万人在工体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

工体建成后,陈丽华的学校曾组织大家去义务劳动;大炼钢铁时,陈丽华还在那捡过钉子和钢丝,交由学校捐给国家。1964年,第二届全运会,陈丽华和妹妹陈延在工人体育场表演团体操。当时工体可容纳10万人,那种震撼让陈家姐妹至今难忘。

工体是北京城最早有标准游泳池的,5分钱一张票,夏天很多人在工体游泳,像下饺子一样。工体场外的室外足球场,专门供老百姓使用,一些学校的体育课甚至就到工体外场来上。

每逢有足球赛,场内传来的呐喊声远远的就能听见,每到这时候,在家写作业的陈家姐弟们就坐不住了,都想跑去看。那时票价是两毛钱,小孩根本买不起,每到下半场,体育场就开始放人进去,陈家姐弟们也因此一饱眼福。

陈家生活困难,工体有比赛的时候,陈丽华的母亲到家附近的冰棍厂批发冰棍去卖,生意特别好。“妈妈为此做了一个小车,刷成白色,里面装着罐子,上面盖着棉被,写着‘冰棍’两个大字。”陈丽华对说,那时3分钱一根冰棍,每根冰棍赚几厘钱,但生意最好时一天能卖出一千根。现在,陈家的兄妹都还记得那晚上在家帮妈妈数硬币的经历。就靠这微薄的收入,陈妈妈养活了陈家六个孩子。

文革开始后,工体就不举办体育赛事了,政治大会纷纷落户工体。那时援助亚非拉大会、万人批斗会、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大会都在这举办。8万人座位加上场地内场能容纳10万人,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常常是“昨天,首都10万群众集会……”陈丽华曾经参加过在工体举行的职工歌咏比赛,每个看台坐着一个行业,这个看台是纺织部门,那个看台是钢铁部门,大家轮流拉歌。

工体曾经迎来无数的领导人前来看比赛。1977年夏,“长征杯”足球赛决赛前,广播里介绍,“同志在现场观看比赛”,观众立即起立鼓掌,这是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两年后第一次公开亮相。1997年,工体成为国家领导人同老百姓庆祝香港回归的场所。但真正让这座体育场被抬升到今天高度的,是一场场足球赛。

改革开放前,所有重要的赛事都安排在北京,在工体举行。那时候,连上海都难看见重大国际比赛,更别说大连、成都等地。到了1983年,全运会才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行,1989年,世界杯外围赛才走出北京。

已经退役的国安球员周宁清楚地记得,小时躲过警卫溜进工体看球的情景,那时候足球赛没有主客场循环,都在北京进行,也没有电视转播,看球只能去现场。比赛当天,工体附近就像过节一样。

小时候,周宁家就住在现在的工体西门,他比其他国安球员对这块主场更有感情。“我父亲带中国少年队在工体训练时,我进去玩,草地跟地毯一样,特别棒。我后来在德国踢球的场地也只是这样。”周宁一直记得,小时候在工体球场上打滚的感觉。

工体外场踢球的人很多,像周宁当年那样的年纪根本没机会踢,只有看没人的时候,才扒开栅栏,进外场踢上两脚,随时都可能被管理人员发现赶出来。他和伙伴们更多时候是在工体门口的沥青地上,放四个书包当球门,踢着玩。

1994年,北京国安队在工体迎战意甲豪门AC米兰。20岁的周宁首发上场。这是周宁第一次在工体足球场比赛。“进场热身时,我就往草地上一滚,想起小时候在这里逮蚂蚱。”周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特兴奋的紧张,不光是因为与我对位的是马尔蒂尼,主要我实现了在工体踢球的愿望。”

这场比赛开始,北京国安迎来了对国外足球俱乐部的不败纪录,虽然都是友谊赛,但“工体不败”的神话,是那时期中国足球的强心剂,也是麻醉剂。

1996年,北京国安队将甲A联赛的主场从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搬到了工体。几年间,国安队成绩出色且稳定。

“那时候国安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每个人还都有一技之长,加上金指导(金志扬)的号召力,他只要发挥每个人的特点就够了。最主要的是精气神。我们在工体比赛很兴奋,当时就像每周末给球迷做一份大餐。”

没有甲A 联赛时,工体能坐到两三万人,如果对阵强队,人数就更多。“牛X”“傻X”的京味助威声,在球场外的马路上都能听见。以前在先农坛,场内坐不了那么多观众,这类喊声并没有形成“影响力”。最终,有关部门以“不雅”的理由,倡导球迷共同,这样的助威方式。

国安队还没有香河训练基地时,都在工体的外场训练。外场用铁丝网围着,只要输了球,部分球迷就会去骂球员的爹娘。球员和球迷的冲突曾发生过两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关于中国足球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关心中国足球的人越来越少,送票几乎都没人愿去看职业联赛。国安队成绩出现滑坡,更无人看球。2000年后,国安队将队伍的日常训练移至自己在香河的训练基地。

2004年,亚洲杯在中国举行,工体成为中国队的主场。随着中国队出人意料的表现出色,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工体,从1/4决赛开始就一票难求。

“现在的工体似乎离老百姓远了,它变得繁华且高高在上。票价贵了,里面也不能随便进了。”虽然陈家曾18口一起去看国安踢球,还非买能看到国安出场的座位,圆了全家当年的一个梦。但在陈丽华眼里,工体早已不再是当年的芦苇塘。

以前工体周围很荒凉,到处都是平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工体周围还有菜地。改革开放后,工体周围慢慢发展起来。工体西南角体委的家属楼盖了起来,北边一些小饭馆也纷纷冒头,还有一些保龄球馆、旱冰馆也开始出现。到了90年代,还出现了北京第一家水族馆——富国海底世界。

“90年代中期以后工体周围开始发展。足球是一个带动因素,但主要是体育场要生存,要想办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各种展销会、演出开始频繁出现在工体。

2000年开始,邻近的三里屯酒吧街的氛围蔓延到了工体,工体周围开始陆续出现一些高档酒吧,诸如“VICS”和”MIX”。一些高档住宅楼、饭店也似一夜之间驻扎于此。2003年非典以后,工体代替了没落的三里屯,与后海并列北京最受欢迎的酒吧街。工体西门的拆迁结束后,纷纷开设了许多高档夜店,这里也逐渐变为演艺圈明星和京城富人云集的奢侈消费去处。工体西面的公寓“工体3号”,早已突破了30000元/平方米。

各种商业比赛和演出越来越多,很多明星甚至将在工体开演唱会当作一种标志。加上离工体不远的保利剧场,形成了“工体文化带”。

周宁这段时间一直在等消息,确定自己能否租到工体最后的一块外场,他想把这里开成一个足球学校,免费的,和巴西新足球偶像卡卡一起开,然后在球场边上的空地盖个酒吧养着学校。已经有很多人盯上了这块地方,而不准备作为足球场使用。

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周边的区域共有100多公顷,有人说,“这里已经做好规划了。”★【编辑:卢岩】请 您 评 论登录注册匿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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